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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经攒机高手黑心导购未来企业家藏身的北京中关村 如今成创业雨林

栏目:健康

一提起中关村,很多人脑海中马上会浮现出“电子一条街”。这是一个让北京人爱恨交织的地方——熙熙攘攘的人流中,有身怀绝技的民间攒机高手,有嗅觉敏锐的未来企业家,也有连蒙带骗满嘴跑火车的黑心导购。

曾经攒机高手黑心导购未来企业家藏身的北京中关村 如今成创业雨林

1984年的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街景。(资料照片)

上世纪80年代,新技术公司在中关村如雨后春笋般涌现,在靠近今天北四环一带,逐渐形成国内最大的计算机与电子产品集散地。1987年12月,中央联合调查组进驻中关村,一个月后拿出一份《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调查》。正是这份报告,直接促成了我国第一家科技园区——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的成立,也决定了中关村科技体制改革“先行先试”的未来发展之路。

时光荏苒,伴随着电脑手机的普及和电商的崛起,霓虹闪烁的电子一条街已风光不再。从2011年开始,中关村电子大卖场开始转型升级,与之相隔不远的海淀图书城文化步行街也变身中关村创业大街,逐渐成为全国创业者的朝圣之地。

曾经攒机高手黑心导购未来企业家藏身的北京中关村 如今成创业雨林

昔日的电子一条街,如今已变身创业大街。 饶强摄

根据规划,北起清华大学西门,南至白石新桥,长达7.2公里的中关村大街,将被打造成又一处双创资源聚集的创新示范区。

时代的召唤不断定义中关村,也赋予了它新的使命。电子一条街的新生,不仅是一条街道的变身,更成为全国科技创新换档增速,向价值链高端迈进的风向标。

“攒机圣地”

上大学的时候,程静就常跑中关村。

1995年,她从山东老家考入北京邮电大学。偌大的首都让程静印象最深的,不是闻名遐迩的前门大街和人头攒动的王府井,而是黄庄路口的中发电子城。

每到周末,程静都会陪着电子系的学长、后来的爱人王洪锋到电子城采购电路板的元器件。“他毕业后留在北京一家研究所工作,半年后就带着技术下海创业。我原本被分配到家乡电信公司,后来也决定留在北京。”沿着老旧的滚梯一层一层往上转,在每一个摊位前比较、砍价,电子城里带着汗湿的喧闹,令程静记忆犹新。

三伏天,知春里小区一间只有20多平方米的工作室里,两台大风扇在地上呼呼地吹,王洪锋和大学同学挥汗如雨地鼓捣着新产品——靠着借来的4万元,他们在这里创立了纽曼。公司一开始就走技术研发路线,虽然要比别人付出得更多,但收获也是巨大的,纽曼先后占领了全国80%的BP机寻呼台录音系统市场、75%左右的电信网络数字录音市场。在街头人人塞着耳机听MP3的年代,纽曼产品成了市场上的龙头。

与程静一样,无数70后、80后都对电子一条街满怀深情。今年37岁的穆先生回忆,上世纪90年代末,几乎每个周末他都会约上朋友,从家骑自行车45分钟到中关村,逛上大半天,淘几张盘,饿了就在附近吃碗卤煮。为了打游戏时不卡、不死机,他开始去电子卖场淘硬件,自己攒机。

电子一条街更给了很多风云人物最初的商业启蒙,包括张朝阳、李彦宏、雷军、刘强东、周鸿祎、程维、王兴等。

当年,他们的前辈、中国科学院物理所研究员陈春先创办了“等离子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”,就像吹响了集结号,中关村地区各种类型的科技企业在电子一条街上加速聚集。

“电子一条街发展速度快,经济效益好,不占用国家财政拨款,却创造和积累了可观的财富。” 《中关村电子一条街调查》报告显示,1987年,电子一条街上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科技企业已达148家,新技术产业的工业产值达2.2亿元,还带动了外地一批中小企业和乡镇企业,技术成果辐射到全国,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。

这些企业自筹经费、自由组合、自主经营、自负盈亏的灵活机制,吸引了众多科研工作者走出“象牙塔”,蹬着三轮车来到中关村大街,与卖白菜的农民相伴,叫卖最前沿的电子商品。这,曾是早期中关村的一大奇观。

“全国各地出现许多服装一条街、百货一条街、制鞋一条街,为什么只有中关村会出现‘电子一条街’?因为中关村拥有大量高科技人才,这是中国其它地方无法复制的。”用友公司创办者王文京道出了一代中关村人对电子一条街的自豪。

鼎盛时期,电子一条街每天的人流量可以高达20万人次。更重要的是,它的发展冲击了旧观念,在国家大包大揽发展高技术产业的老路之外,开创了引入市场竞争机制,探索科技与经济相结合的新路子,为我国高技术产业起步和发展、为科技体制改革提供了新思路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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